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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青藏高原“撿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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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2 2017-09-15

從車窗里扔進戈壁灘的水瓶

格爾木是蒙古語音譯,意為河流密集的地方。這座西部重鎮連接了通往新疆、西藏等地的交通要道,是青藏公路和青藏鐵路的重要中轉站。

早上8點驅車,從格爾木市區出發后10余分鐘,便能到達被稱為「綠色驛站」的格爾木驛。

格爾木驛是在格爾木當地政府、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以及一汽-大眾新未來基金資助下建立的。這樣的驛站在格爾木到拉薩共1140 公里的青藏公路共規劃有18個。民間環保組織「綠色江河」負責運營。

驛站以垃圾回收功能為主,可供長途貨車司機、自駕車游客短暫休息,周邊牧民也可以用垃圾在驛站交換生活用品。18個驛站主要靠志愿者參與。一年365天,每天都有志愿者。每期志愿者工作一個月,第一批從月初到月末,第二次從每月15日-下月15日。

55歲的楊祥是云南昆明的生意人。2017年6月20日,他來到格爾木驛成為志愿者,見證了格爾木驛從無到有的過程——大卡車把集裝箱運進空地,他和其他志愿者把集裝箱安裝好,在里面裝上電路。

格爾木驛一大片的水泥空地上一共有五個集裝箱。十余個垃圾桶,垃圾桶分成了塑料垃圾、玻璃瓶、塑料瓶等不同回收類型。

中心的三個集裝箱一個用于垃圾分類處理,一個用于接待沿途的司機、游客,還有一個用于儲藏工具等雜物。在水泥空地最邊沿有兩個集裝箱,一個是還在施工沒有啟用的廁所。另一個不到十平米的集裝箱內,里面一共三張簡易床,平日楊祥就住在這里。集裝箱旁邊是一個低矮的涼棚,涼棚里放著鍋灶和食材,日常飲食都要靠自己解決。

在高原陽光的暴曬下,楊祥的皮膚黑了一圈,他告訴記者,「驛站半個月前就開始試運營了,沿途司機、游客可以把垃圾帶到這里,我們把垃圾分類、壓縮打包,拜托他們把已經分類好的可回收垃圾運回格爾木集中處置。」

從格爾木驛沿著青藏公路,驅車前往到玉珠峰腳下的昆侖山驛,要花近4個小時。青藏公路沿途一片荒蕪,往往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后才能見到一個休息站。司機劉師傅在格爾木生活近20年,一邊抱怨「這樣的路開著最沒意思,我們平時都不愿跑這樣的活兒。」

 


玉珠峰腳下的昆侖山驛

 

迎面而來的一輛大卡車,司機隨手將礦泉水瓶從車窗扔了出去。塑料瓶隨著風沙裹挾在公路旁的戈壁灘上搖搖晃晃。

昆侖山驛海拔4200米,緊靠著玉珠峰,在地天氣多變,晴朗、多云、小雨「隨機播放」。《南都周刊》記者在車里急忙吸了幾口純氧,下車沿著青藏公路兩岸踱步發現,沿線均是塑料袋、礦泉水瓶等各式各樣的垃圾。

志愿者們手提蛇皮袋,在公路兩旁撿拾垃圾。高原狂風大作,他們手里的蛇皮袋不斷抖動。一位志愿者用垃圾鉗挑開戈壁攤的風沙,夾起了一個汽油壺。塔埋藏在沙礫中顯然已有很長一段時間,連壺里都是沙礫。志愿者抖了抖里面的沙礫,艱難地扯開蛇皮袋口,把汽油壺扔了進去。

 

從「長江漂流」到高原環保

「綠色江河」發起人楊欣在驛站的涼棚里,不斷和志愿者們強調,如何在科學地在青藏公路沿岸撿拾、分類垃圾。

楊欣今年54歲,這個「老高原」頭戴鴨舌帽身著登山衣牛仔褲,花白的大胡子和齊肩的白發在人群中識別度很高。他曾參加1986年的首次 「長江漂流」運動,盡管由于發生意外事故,這種漂流后來被禁止了,但此次經歷,成了他走向環保道路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20世紀80年代,可可西里發現金礦、玉礦,數以萬計的淘金者蜂擁而入,狂采亂挖,對生態環境造成極大的破壞。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際市場流行羚羊絨制品,受巨額商業利益的驅使,大批非法偷獵者進入可可西里,對藏羚羊進行毀滅性的捕殺,致其10年間數量減少2/3以上。

1986年后的8年,楊欣曾4次踏入長江源地,親眼見證了這段瘋狂的歷史。楊欣在《「長江源」保護,永遠只有起點》一文中寫道:

「1986年,在可可西里的涵天包畔,我看到了迷人的河灘與綠色的草坡。到了1993年,鏡頭下的草坡大部分已被沙丘所掩埋。1994年,我又在同一位置拍下數張照片。讓我吃驚的是,僅僅一年時間,這里的草地全都不見了,留下的只是比先前更高的沙丘。

 

青藏鐵路列車通過的長江源

真正受到觸動是1994年第五次探險考察長江源。當時楊欣從青海某報上看到一篇整版的文章,標題為《高原魂》,內容是介紹一個縣領導的事跡。他以為又是高大全的文章,沒仔細看。

后來他到青海曲麻萊縣,聽到當地人在傳頌一個保護藏羚羊的故事——1994年1月,治多縣西部工委書記索南達杰為保護藏羚羊,在可可西里與偷獵者展開激烈的槍戰最后中彈犧牲。犧牲時索南達杰被零下40攝氏度的嚴寒凝固成了一座冰雕,依舊保持著跪臥持槍推子彈準備射擊的姿勢。

這時楊欣才想起《高原魂》那篇報道,仔細看完之后發現,報道里說的就「縣領導」就是索南達杰。楊欣因此前往離曲麻萊縣不遠的治多縣,到索南達杰靈堂瞻仰,聽索南達杰生前秘書扎多講述索南達杰動物保護的故事和設想。

當時楊欣深受震撼,在社會奔走號召保護三江源。1995年,楊欣成立環保組織「綠色江河」。由于缺乏經費,他把長江源探險經歷寫成書義賣。后來在治多縣西部工委以及社會各界幫助下,1997年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在可可西里東側的昆侖山腳建立。這是他在長江源、可可西里生態環境保護的起點。

此后20年間,楊欣不斷對三江源地區進行環保考察,一系列科考結果甚至影響到了三江源保護的政策。

 

  吃辣條剩下的垃圾袋,是牛羊的最愛

知乎上曾有人不解地提問,路過可可西里發現有的地方堆著小堆垃圾,有塑料袋、飲料瓶和建筑垃圾,青藏鐵路窗戶是全封閉的應該不構成垃圾污染,大量的垃圾是怎么形成的?

青藏公路邊的雨水坑和垃圾。

對普通人來說,青藏高原的垃圾污染幾乎聞所未聞。但青藏公路沿岸的垃圾污染以及牧民從游牧轉向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之后,垃圾污染問題逐漸浮出水面。

青藏高原海拔高,氣候寒冷,垃圾殘留,很難腐爛降解,容易給這里的生態環境帶來嚴重危害。

楊欣在「昆侖山驛」啟動儀式上感慨,一個塑料袋會在青藏高原的狂風作用下翻山越嶺100公里,到達人們想象不到的地方。

「綠色江河」工作人員吐旦旦巴甚至曾親眼看到,有牧民家的牛羊不肯進食、日漸消瘦。牛羊死后,牧民剖開其肚皮發現,里面白花花的全是塑料袋,「一些驢友吃辣條剩下的垃圾袋是牛羊的最愛,里面的油和鹽會吸引牛羊。」

吐旦旦巴介紹,2013年10月,「綠色江河」曾組織40名志愿者對青藏公路與可可西里國家自然保護區交匯約400公里長的路段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垃圾調查,當時共撿拾垃圾近14萬件。食品、飲料包裝及其他生活物品包裝占總量的97%。

「要知道,當時垃圾并沒有撿完。我們核心目的只是統計分類。很多埋藏在戈壁灘下的垃圾都沒完全挖出來。青藏公路沿線的垃圾是撿不完的,沿線養路工人每天都會撿拾,但是每天扔出來的遠比撿走的要多。」

在他看來,「只有從源頭上減少垃圾才是唯一的辦法。」18個綠色驛站正是在這種環境下誕生的。

綠色江河志愿者在沱沱河鎮的垃圾堆中進行垃圾類別調查。

青藏公路沿線的垃圾僅僅只是一個方面,垃圾泛濫和牧民生活變遷也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30歲的藏族小伙斯求才仁回憶,2001年他在唐古拉山小學念書時,當時大批牧民從草原搬遷至山下的唐古拉山鄉生活。唐古拉山鄉是一個藏族鄉,雖然藏傳佛教禁止殺生,牧民都保持著愛護動物和草原的良好傳統,但隨著牧民遷往山下,聚居生活不可避免的產生了大量生活垃圾。

沱沱河沿岸成了附近村民集中處理生活垃圾的場所。在斯求才仁記憶中,短短一公里的范圍內,沱沱河沿岸垃圾堆至2米高。當地政府以及楊欣等環保人士的號召下,村民逐漸意識到垃圾污染的問題。

2001年,斯求才仁曾和老師、同學沿著沱沱河兩岸就地焚燒、掩埋垃圾。他們這支隊伍被稱為「長江第一小衛隊」,這是在楊欣的號召下成立的。那年,楊欣帶著自己寫的書來到唐古拉山小學,給孩子們講三江源保護。

斯求才仁等一批小學生似懂非懂,只知道這是件很嚴肅的事情。楊欣的大胡子也深深印刻在了斯求才仁的腦海里,「16年過去了,楊欣老師的胡子都已經花白了」,斯求才仁嘆了一口氣,向記者感慨。

不過,由于技術所限,當地人垃圾處理的方式原始而野蠻。當時,大人們告訴斯求才仁,沱沱河邊等垃圾燒光了就干凈了,燒不了的就埋起來。「太不科學了。」斯求才仁搖搖頭。 

斯求才仁后來還發現,每年的賽馬會上,總會有各種各樣的零食攤販售。平時在草原上的牧民嘗不到如此重口刺激的食品,來到賽馬會上「便往死里吃」。一場賽馬會少則二三百人,多則數千人。賽馬會結束后,鮮綠的操場上往往一地狼藉,塑料袋、礦泉水瓶與馬糞混雜在一起,在落日的余暉中顯得格外刺眼。

斯求才仁所說的情況并非孤例。記者查閱青海省工程咨詢中心一份名為《三江源國家生態保護綜合試驗區 垃圾處理現狀及對策》的文件發現一組截止2013年4月的調查數據:

三江源試驗區共有 158 個鄉鎮,其中建制鎮 47 個,2013年該區僅有 25 個鎮建設了垃圾處理場,大部分地方垃圾無法收集處理。

「垃圾換食品」的獎勵機制也因此誕生,牧民可以將分散在牧區的垃圾,特別是不可降解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收集起來,帶到保護站,即可交換相應數量的食品和日用品,如大米、飲料、食用油等。

根據綠色江河官網數據統計,從2012年10月至2014年底,通過「垃圾換食品」已從牧民手中置換出塑料瓶、金屬罐和廢舊電池等84618個,其他電子垃圾等近2000公斤。2015年全年,垃圾換食品的方式置換出塑料瓶、金屬罐等共計37146件,廢舊紙板三皮卡車。

志愿者在清點牧民送來的垃圾

對斯求才仁這樣的本地人來說,他親身經歷了10余年來,垃圾處理從無序到有序的進展。吐旦旦巴發現當地人的環保意識正在逐漸提升,「我是這里土生土長的藏族,剛開始在鎮上宣傳垃圾分類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我腦子有病,但這幾年來情況好多了。

  活佛說的事情,就是現在做的事情

垃圾污染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有效遏制,但氣候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威脅則無法預料。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以及中國科學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項目資助下,2016年12月誕生過一份名為《青藏高原東部冰川平衡線高度的模擬及預測》的報告。

報告指出,青藏高原東部冰川加速消融退縮是大概率事件,可預見祁連山海拔5000米以下的冰川即將消失。屆時因冰川消亡會引起水文水資源的變化 ,。對受冰川融水影響較大的西北干旱區河流徑流而言,,短期冰川融水增加會調節河流徑流 , 當冰川得不到足夠的降水補充時,冰川的退化必然影響到下游的河流徑流。報告最后建議需盡快制定規劃以應對水資源的變化。

今年5月,青海省氣候中心也曾對外公布,根據衛星遙感監測顯示,青海湖面積為4425.38平方公里,與去年同期相比,擴大49平方公里;與近10年(2007年至2016年)同期相比,擴大了108.18平方公里,青海湖面積創下近17年來同期最大值。

數據層面的變化很難給人直接感知。但是當地人對氣候變化的感知最為明顯。在格爾木的四天,不斷有本地居民根據主觀感受向記者吐槽說,「格爾木從來沒這么熱過。」

斯求才仁的感受最明顯。兒時,家里的母羊每年11月開始產仔。大人需要熬夜守在即將生仔的母羊身邊,一旦小羊出生,就把小羊抱回室內火爐旁,晚一兩個小時發現,小羊的耳朵、腿都會凍掉。如今,母羊冬季產仔牧民根本不用管,因為天氣太暖和了。

氣候也在影響當地牧民的生產周期。吐旦旦巴回憶,10年前每逢10月牧民就會屠宰牛羊過冬,因為10月氣溫夠低,牛羊肉足以貯存。但是10年來,屠宰季節不斷延后,如今屠宰季已經推遲到了12月。

氣候變化究竟會帶來多大的影響根本無從知曉,后果也無法預料。但所幸的是,當地人的環保意識正在一點一點提升。

牧民將垃圾送到保護站

俄周多杰是斯求才仁小學時的同班同學,當年是「長江第一小衛隊」的副隊長。如今他已經是格爾木當地的森林護衛員,每個月他都要橫跨昆侖山,在青藏高原和新疆的大漠里和隊員們一起巡山。31歲的俄周多杰至今未婚,「我常年在山里公路,每隔2-3個月只能回一次家。

斯求才仁大學畢業后回到家鄉,同樣也在做保護野生動物的工作。他曾經在班德湖邊守護斑頭雁,防止盜獵者偷蛋打鳥。當時他和另一位學哲學出身的隊友在班德湖邊的帳篷里足足住了兩個月。

那兩個月沒有網絡信號也沒有電話信號。他甚至和那位學哲學出身的隊友沒有共同語言,兩個人「尬聊」個兩個月,回憶起這段經歷,他至今覺得異常痛苦,用了「不可描述」來形容他在駐扎時的苦悶。

雖然經常在外奔波,但是斯求才仁說,「我的母親很支持我,她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她經常對我說一句話——活佛說的事情,就是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當記者表示對這句話不解時,斯求才仁咧了咧嘴笑著說,「藏傳佛教里,活佛反對殺生,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保護生靈。」

給斯求才仁介紹現在這份工作的寒梅今年67歲,她是格爾木醫院的著名高山病專家,這位身高不足150的老人從小在孤兒院長大。她和索南達杰是從小一起長大的玩伴。索南達杰最后一次巡山就是從寒梅家中出發的。寒梅經常參與當地高原環保志愿者的救助工作。

她一直稱比自己年輕10歲的楊欣為「楊老師」。寒梅告訴記者,楊欣在當地很有威望,他是青藏高原的名人。當地很多人甚至認為,他繼承了索南達杰的遺志。

2004年11月,唐古拉鎮128戶407人響應三江源生態保護政策,從沱沱河搬遷自發搬遷至格爾木市唐古拉山鎮規劃建設的新村,形成今日的長江源村。

今年25歲的諾日卓瑪正是長江源村的村民。她也是斯求才仁小學時的同學、「長江第一小衛隊」的成員,如今她已經育有兩個孩子。

她用非常生疏的漢語告訴記者,離開草原后,每家每戶的草場依舊都設立了一個草原管護員,管護員每月需要對自家草場巡邏,將草場環境情況進行報告。他的丈夫每個月都會騎著摩托車,在自家數十幾萬畝的草場上巡視,「當年上學、放牧都是騎馬的,如今我們騎摩托車。

在和諾日卓瑪聊天時,諾日卓瑪年僅3歲的孩子天真爛漫地在格爾木驛和眾多志愿者玩耍。孩子看見驛站里一個塑料袋飄出來時,拾起了塑料袋,遞給了母親,諾日卓瑪隨手把它扔進了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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